“以诗论诗”是彝族古代诗学体系的整体特征和民族形式。经翻译整理者考证，这些诗论的撰著者凡具实名者皆为毕摩（贵州彝语称为“布摩”），他们既是诗论家，又是诗人，既是祭司，又是歌手，故他们既有诗歌创作的实践和经验，这是他们总结彝族诗歌艺术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诗学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也可以为实践或印证自己的诗学原则去创作诗歌。故而，历代诗学论者都是以诗歌创作来从事诗歌批评，寓逻辑思维于艺术思维之中。他们均以诗的思维、诗的语言、诗的格式、诗的体例、诗的征引来演绎、分析、综合、比较、鉴别和论述诗歌的美学原则和发展规律，使“以诗论诗”始终贯穿于整个诗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加之，彝族古代传统的书面文学具有“惟诗性”的文体特征，这笔宝贵的诗学遗产，在内涵与外延上也可视同彝族古代文学理论的凝炼和体现，它们的面世不仅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学理论宝库。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肇始于魏晋时期。这一时期便是彝族文学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目前发掘出的最早的彝文诗学著作是诗学先贤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他们二人的生平年代大约相当于魏晋时期。
举奢哲是古代最著名的毕摩大师，他既是经师、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颇负盛名、影响巨大的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著述宏富，除了《彝族诗文论》选辑的五篇诗论和文论外，尚有《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天地的产生》、《降妖捉怪》、《侯塞与武琐》、《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等名篇传世。故彝族世代尊之为大师、先师乃至天师，推其和阿买妮为彝族诗学、文学、史学、经学的开山之祖。
《彝族诗文论》中《论历史和诗歌的写作》、《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经书的写法》集中反映了举奢哲的诗文观，通过对“诗”与“文”、“诗”与“史”和“诗”与“故事”在概念上进行界定和审辨，由此深入阐发了诗歌的本体特征。《论历史和诗歌的写作》一文，通过写史和写诗的比较和对举，阐述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和诗歌的本体特征；并进一步概括了彝族诗文的语言特征。《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则把写诗和写故事进行对举，阐述彝族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同异和各自的体类特点；此外还论及彝族诗歌的音律、句式和“对正”的艺术手法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经书的写法》主要阐述的是彝族古代丧祭经诗类作品的写作原则。举奢哲素朴的诗文观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所采用的“史”与“诗”相比较的方法论，他将彝诗从总体上划分为抒情和叙事两个大门类的诗歌体类观，以及他所提出的“事象”与“心谱”、“情”与“景”、“骨力”等概念和“假想”、“想象”、“对正”等诗说，在后世的诗学论著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关于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及诗歌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说也对后世诗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买妮，是彝族古代著名女诗人，也是大毕摩、学者、教育家，史称“举奢哲著书，阿买妮来教，书根这样起。”她学识渊博，有许多著作传世，如《人间怎样传知识》、《狼猴做斋记》、《奴主有源》、《独脚野人》、《横眼人和竖眼人》等。由于阿买妮对彝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历代毕摩和彝族民众都非常敬重她，称她为“先师”，被后人尊为传播知识、文化的“月亮女神”。
《彝语诗律论》是彝族文学史上继举奢哲《彝族诗文论》之后的另一经典性著作。全书用五言诗写成，全文约 2000 余行。这部著作原题直译为“论诗·书之文”，是从彝文经籍《把苏》中译出的。“把苏”是彝语音译，意为“论万事万物”，是一种包罗广泛的议论文体之称。其中属于文学理论范畴的诗论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买妮在遵循举奢哲诗文观的基础上，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结合本人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彝族诗歌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以其强调彝诗押韵谐声为特点的彝语诗律论说较为系统地开创了彝族诗歌声律论说的先河，并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彝语诗律论》是一部较为系统的诗学专著，阿买妮上述的诗学观点和理论阐述是相当精辟而肯中的，她所提出的一些崭新的诗学概念，诸如“主”、“题”、“风”、“味”、“骨”、等等，对后世彝族诗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两代是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彝诗体例论说的成型及彝族诗学范畴和命题的体系化发展，其中实乍苦木和布麦阿钮的诗学探索，为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在南北朝至唐代的数百年间，彝族文学史上出现的彝族诗学论著，目前已发掘出来的有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以及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宋代，产生了两部重要经籍诗学论著，即北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和南宋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诗学论著，作者在继承彝族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在彝诗体类的初步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对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彝族诗学探讨，在创作理念上，诗与人性、心与物、意与境、风骨与神韵、诗情与诗味、诗影与诗魂之间的关系上升并凸现出来；“主”、“根”、“题”、“风”、“骨”、“味”、“魂”等概念和范畴的拓展和演进，“滋味各异趣”、“风骨神韵深”、“影形成意境”、“冷峭是诗魂”等命题的产生和出现，都标志着彝族诗学体系的理论范畴和命题基本形成体系，并构成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核心和精髓，对明清两代的彝族经籍诗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明清是彝族经籍诗学集大成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史学论著除《谈诗说文》为漏侯布哲所作外，其余三部《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和《论彝族诗歌》的作者均无可考，这与彝文古代经籍文献不署作者之名的佚名传统不无关联。这些论著均或详密、或简赅地引用和阐发了彝族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的理论成果，诸如关于诗骨、诗律、诗歌功能等问题，都得到了反复强调和充分发挥；关于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和诗歌创作主体的论说，不仅“发前人之所未发”，尤其是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更将彝族经籍诗学推向深邃精微、蕴藉丰富的理论总结阶段，古代诗学中的三大学说“诗骨说”、“诗魂说”和“诗根说” 也日益发展得更加精细绵密而趋于成熟，彝语诗律论、诗歌发生论、诗歌本体论、诗歌功能论、创作主体论、诗歌传播论等问题的讨论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从而使彝族经籍诗学呈现出精细而圆熟的理论形态。
从总体上看，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历代诗学论者固守“以诗论诗”的文体传统有关，表现在范畴和理论形态上的直观性与经验性，缺乏周密的系统和精严的体系，感性成分远远超过思辩分析；在范畴和命题上则界限模糊、概念重合而不甚慎密，因此呈现出多义性或复义性；在理论上的严密性和概念的同一性等问题上有明显的不足。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 12 部（篇）彝族古代诗学的重要著作在古代乌撒部 ( 今威宁和赫章地区 ) 和阿哲部（今水西地区）的彝族腹地为历代彝族毕摩广泛抄传，是彝族毕摩和歌手摩史写诗论文的主要理论依据，影响颇为深远。1980 年代末期，贵州学者康健、王子尧、王冶新和何积全为搜求、翻译和整理这批彝族古代诗学遗产，积七年之辛劳，通过不断深进的学术实践和密切合作，将流存在古彝文手抄本中的诗学论述汇集为“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 ( 即《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和《论彝族诗歌》 ) 出版，这不仅对研究彝族诗歌的产生、发展、类别、特质及其悠久的文学传承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阐释空间，同时还为探讨彝族人民的社会历史、民俗生活、思维方式、艺术观念、审美意识，以及口头传承与书写文化之间的互动现象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学基础。 1991 年 9 月在贵阳召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彝族古代文论研讨会； 1992年 9 月由康健、何积全和王本忠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彝族古代文论研究》辑 22 篇专题论文，从宏观到微观，从体系到范畴，从文学观到审美观，对这批诗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种角度的深入探究，对建构和丰富我国多民族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别具特色”是当时各方学者围绕彝族古代诗学理论基本形态进行充分讨论而达成的共识，由此引领了相关学术研究的不断开展，得到了民族文学界和文艺学界的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彝族文论除书面经籍化的诗论而外，尚有大量的口头文论散见于民间口承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许多长篇叙事诗的“歌头”与“歌尾”大都包含了不少民间的诗学见解，如《木荷与薇叶》、《卖花人》等作品；在云南彝族支系尼苏人和朴拉人中也流传着佚名歌师的《撒歌唱种籽，播舞蹈种籽》、《洛贝》（《布谷鸟》）等民间口承文论；此外，在彝族浩如烟海的歌谣、谚语、格言乃至口头论辩辞赋中也不乏一些言简意赅、生动直白、精辟独到的文学见识，是广大彝族民众口头创作经验的集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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