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南北陶器装饰已出现不同面貌，大体说来，黄河中上游为一种，主要表现为彩绘的样式；长江中游为一种，主要表现为素面刻划的特征，在已知的考古发现中，这一区别十分明显。
当然，东亚大陆的新石器文化几乎都有彩陶出土，但从数量上看，各个区域所出异常悬殊，据有关资料显示，出土彩陶的遗址，长江中下游约有39处，黄河中上游约有240处。后者是前者的6.15倍，假如长江中游与之相比，显然更是大于这个倍数了[2]。而且，黄河中上游彩陶极其丰富，不仅体现在拥有彩陶的遗址数量上，还体现在单个遗址或墓葬所出彩陶的数量上。换句话说，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址几乎都有彩陶出土，而且每个遗址和墓地所出数量还不少，以青海柳湾墓地为例：该地1500座墓共出陶器（包括修复的）15133件，其中彩陶占2/3以上[3]，约有4730件。而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早期的1090块陶片，仅有8片施彩[4]。所以，南北陶器装饰风格不同，是历史的客观现象。
仰韶文化的彩陶也是从拍印、刻划阶段发展而来，其前身，裴李岗遗址出土粗松的红陶就是用简单的压印纹和刻划纹装饰的，半坡遗址所出也大抵如此，直至庙底沟类型，彩陶才真正进入繁荣期。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又明显减少，其发达的盛况被西边马家窑文化所替代。大溪文化在不同分期中的变化，也显示了彩陶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第五期逐渐消失的曲线。如果说南北有所不同，只是体现在相对量的多寡上。
据分析，史前人使用的颜料，红色为氧化铁红，黑色为氧化锰，均属于无机质矿产。田野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能给我们以下启示：关庙山类型大部分处在山区，或许有一定的矿物颜料来源，所以彩陶相对发达一些，汤家岗类型处在平原，彩陶则相对不发达。这些资料进一步表明，就是关庙山类型的彩陶，大部分也出自三峡地区，三峡以东的平原，彩陶同样很少。生活在平原和丘陵上的原始先民，由于缺乏无机质矿产，只能将有限的颜料施于精巧的器物，或用于重要的仪式中，至于其他方面只好节省了。
铁矿、锰矿在我国分布广泛，但北多而南少，而且并非所有铁、锰矿都能研磨成颜料。只需便宜加工就能使用的，必须是经过风化、淋滤作用后的产物，即暴露在地表的土状赤铁矿、褐铁矿、氧化锰等。《山海经》所记载的颜料，赭与丹即属于风化、淋滤型矿物质。赭，《说文》谓：“赤土也”。色相呈红褐色。《山海经》西山一经：“灌水出焉……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郭璞认为，“牛马”或作牛角，“今人亦以朱涂牛角，云以辟恶。”矿物颜料可以涂抹，可见风化程度之甚，在新石器时代，这样性状的颜料原始先民使用起来不致有什么困难。矿产资源造成南北原始陶器装饰艺术的差异这一推论，还需要矿料分析及实地勘察来最后证实，但我们已有基本理由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得到充分发展，皆因黄河中上游拥有丰富的无机质矿物颜料使然。据发现，仰韶文化的饮食器几乎都有彩绘，不过局限在肩部以上，而马家窑文化的器物一般上下通绘，甚至许多大口径器物内，以及夹砂炊器上也画满了图画。黄河中上游彩绘陶器有数千年的历史，其颜料富足的状况可见一斑。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是第四纪下沉的陆凹地，从全新世开始至第三代，由长江、汉江挟带泥沙充填而成，不可能产出无机质矿料。四周所分布的，如河南信阳、湖北嘉鱼、长阳、大冶，又都是不具备风化、淋滤特征的热液型锰矿、沉积锰矿或铁山式铁矿，这类地质条件下，彩陶的数量与质量不及黄河流域就不奇怪了。 得地理之惠，黄河中上游的原始先民充分地发展了彩陶。受资源限制，长江中游彩陶的发展就有限了，这里的原始部落也许像澳洲的代厄人，曾经为获得无机质颜料而远征[16]。但这不是长久的办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还需开发巧智，巫术和审美的双重动力，使这里的史前人将早期的仅具有使用功能或体现工艺痕迹的拍印、刻印，发展成具有审美意义的戳印、刻划、捏塑和镂孔，经过几千年的陶冶，这些样式成为南方原始陶器艺术的突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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